《仲裁法》评论

制度推行篇

　　【正文】

　　面对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必须构建一个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纠纷的多样性，也催生了纠纷解决机制的多样性。单靠法院一家处理核聚变式的纠纷案件，有些勉为其难。

　　《仲裁法》的诞生正逢其时。1995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借助小平“南巡讲话”阔步前进的年份，也是我国入世谈判的关键时期。外国人喜欢通过仲裁解决纷争，那么，我们就应当为其提供平台，设立仲裁机构。

　　作为山东西部的欠发达地区，在《仲裁法》实施后的第十年，也就是全国仲裁界步入二次创业的时候，聊城仲裁委员会诞生。

　　经过努力，聊城仲裁委的案件数连年上升。2008年下半年，我们设计印制了5000份调查问卷，试图了解一下聊城仲裁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同时也是对我们前段时间工作成果的检阅。

　　我们采取了最为原始的方式，在人员聚集区、在交通路口、甚至到有关单位向有关人员发放调查问卷。

　　结果令人十分愕然，知晓仲裁法的人，达不到5%.能准确说出规范的仲裁条款的人不到2%.

　　虽然这只能代表聊城的情况，但是也有一点“管中窥豹”的代表意义。

　　全国200家仲裁委，每年的受案总数在6万件左右，全国法院在1200万件左右。根本没有可比性。具体到单个仲裁机构，居于前10名左右的仲裁机构，每年受案数量只有500件左右，不如中国东部地区一个人民法庭。

　　从工作中了解到，不仅一般民众对仲裁法知之甚少，而且法律业界内部人士谙熟仲裁法的人也为数不多。

　　作为一部法律，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机构的失败，不如说是仲裁法的失败。仲裁法名副其实是一部“蜗居”的法律。

　　聊城仲裁委成立的时间比较晚，也就有了借鉴他人经验的机会。

　　我们发现，作为仲裁机构的日常办事机构，工作的重点并不在办案上，而是忙于仲裁法的宣传、推行。让企业、让民众知晓、懂得仲裁法，规范合同文本、落实仲裁条款，诸如此类，成了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为什么效果如此之差？

　　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缺少自上而下的推动力量。我国是一个官本位极为浓重的国家。法律制度的推行离不开自上而下行政力量的推动、宣传。仲裁法没有规定仲裁机构的主管部门，无疑也就是将仲裁机构置于无人管理的位置。在国务院层面，仅有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负责联系全国仲裁工作，还没有列入其三定方案。以至于只有协调司的卢云华先生以及几位处长到处呼吁奔走，每次参加会议还是应邀参加会议。每次发火时还要首先声明“我无权批评大家”。至今，全国仲裁年会以及其他全国性会议都是大家凑份子，费用实行AA制。不仅没有一个部长级的人物出席会议并做重要讲话，何谈国家领导人出席？要知道，一旦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CCTV电视报道一下，对树立仲裁的形象多么重要！仲裁人多么渴望有这么一天！大概是三年前，山东省召开全省政府法制工作会议邀请全省仲裁机构参加，当时的李玉妹副省长出席并讲话。自由发言时，一个仲裁委秘书长激动地说，以后不要再用“邀请”这样的字眼，省法制办就是我们的娘家、就是我们的领导，直接通知我们参加就行。发自肺腑、情意切切。全场掌声经久不息。

　　二是仲裁机构的地位不清。这也是多年来争论不休的根源。很多人借用国外一些仲裁机构的做法，同时借助仲裁法对仲裁机构定位不清的漏洞，大力倡导仲裁机构的民间性，力主将仲裁机构建设成为民间机构。正因为如此，降低了仲裁机构的地位。社会上相当多的企业，都认为仲裁委是民间机构，是靠不住的，不如法院来得牢靠。任你说得天花乱坠，难以改变他们的思维定势。民间的仲裁不如官办的法院更加靠得住。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大地上，任何人都难驳倒这个命题。仲裁机构公信力的建立，一方面要靠自己扎实的工作，另外还要有政治上的一席之地。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迅速发展。现在模式下，仲裁机构要充分发挥多元机制中的一元的作用，难度很大。不信，你就去企业试试看，请报上你的大名，注明你是仲裁委工作人员，看看有多少门卫让你进门？看看有多少老总会热情接待你？（山东省聊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张玉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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