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所有权与集体所有权之争

　　在20世纪最后25年里,东欧、俄罗斯和中国一直在进行经济模式的转型,这种转型将资源私人所有在世界上的重要性推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用来指导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往往(虽然并不总是)支持私人所有权的发展。本文旨在阐明影响制度发展模式的因素,进一步深化我在《走向产权理论》一文中形成的观点,使之成为更一般的产权理论。首先,我将讨论经济学史上对所有权现象的忽视。

　　一、新古典主义对所有权的忽视

　　从1776年到1930年的154年间,是经济学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始于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而终于弗兰克.奈特和欧文.费雪的著作。在此期间,托马斯.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弗朗西斯.艾奇沃斯、詹姆士.坎农、卡尔.马克思、阿弗雷德.马歇尔、阿瑟.庇古和克纳特.威克塞尔纷纷发表著作,确立了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和分析工具。同一时期,经济学家开始用微积分的最大值方法来分析效用问题和利润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成本概念,供给和需求成为常用的分析工具,而通过完全竞争模型,“分权”被概念化和模型化了。经济学家们进行这些创新的目的是为了理解价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用。这个目的达到了,它是经济学家在第一阶段取得的成果①。

　　在经济学繁荣的晚期,经济学家们建立了完全竞争模型,该模型的基本前提假设是非常著名的,比如理性行为、公司的规模不经济,等等。然而,完全竞争模型的假定并不局限于此。还有一个与产权相关的隐含假定是支撑完全竞争模型的基础。商品的供给与需求是决定价格的市场条件,对它们的日常应用反映了私人所有权的制度安排。而要实现完全竞争,所有的稀缺资源就必须是私有的、明确的、有保障地被拥有的②。

　　这种基础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否则,我们就必须考虑可能的情况,即作为资源的社会所有者,国家将会利用价格和市场来为其供给的商品和服务谋利。但是,我们并不期望,同在私人所有者的买卖活动中形成的价格制度一样,国家采用的价格制度也能形成同样的商品组合,甚至能设定同样的价格。我们的期望不同,其原因是所有权的安排不同:一方面是国家占有资源,另一方面则是私人占有资源,这种差异改变了他们在交易中所面对的权衡(trade—offs)和机会。这是从完全竞争模型或者近似完全竞争的模型中推导出的结果,也是由于私人分散控制资源而引起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探寻跟价格具有同样作用的因素的研究中,对所有权安排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相反,他们却隐含假定存在完美的所有权制度。

　　二、所有权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外部性[page]

　　在读了罗纳德.科斯其论文《联邦通讯委员会》中的综述之后(Coase,1959),经济学家们表示震惊与怀疑,这恰好暴露了他们对所有权安排的忽视。作为论文的切入点,科斯分析了那些拥护联邦政府通讯委员会(FCC)调整无线电频谱使用规则的人们的顾虑。也就是说,如果没有FCC的规则,无线电信号使用者之间会产生技术干扰。科斯写道,“如果资源的产权没有界定清楚,私人企业制度就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当产权界定清楚后,如果人们要使用某种资源,就不得不先向所有者支付必要的费用。混乱就消除了,政府所作的仅仅是制定法律来界定产权、裁定纠纷。”

　　经济学家们对这篇文章的有效性纷纷表示怀疑。技术干扰符合外部性的特征,所以,科斯的分析暗含着对经济学家们普遍接受的外部性学说的否定。经济学家们的怀疑,缘于无法分析私人所有权安排对资源配置的意义。人们要求科斯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1960年,科斯在其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不但对此进行了辩护,而且还扩展了自己对外部性问题的观点。他指出,在某些限制条件下,如果交易成本为正,私人之间的谈判(指他们使用价格制度)就能达到消除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差异的效果。虽然这个结论现在已是众人皆知,但在当时却震惊了经济学界。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一样,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也假定存在私人所有权。然而,科斯讨论了更换承担损失的责任人及更换参与外部性类型(externality—type)互动的行为者,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正是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使所有权问题引起人们关注。

　　7年后,我在《走向产权理论》一文中采取了一条与科斯不同的路径。科斯考察了现有私人所有权制度带来的结果,而我则致力于解释形成这种制度的原因。《走向产权理论》一文中的词汇“hook”,是一个关于美国印第安人土地产权的人类学难题。在17、18世纪之交,后来分属于加拿大和美国的东海岸沿线的土地产权,从部落集体所有变成了家庭私有。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为什么这种变化没有发生在美国西南部和印第安人大草原呢?

　　我当时的解释基于两方面:欧洲皮革贸易的发展;森林动物与食草动物在利用土地习惯上的差异。我把美国东北部地区向私有制的转变看作欧洲在美国北部地区的皮革贸易增长从而导致毛皮价值和狩猎规模的压力日益上涨的结果;这增加了过度狩猎带来的损失,而过度狩猎与对土地公共所有(也就是共同所有)的依赖密不可分。在东北部地区,土地产权私有化是改善这种状况的一种可行方法,既然森林动物住在“家园”附近,如果动物存量主要是森林动物,那么,土地产权就可以有效控制本地区的动物存量。而在西南地区和大草原上,动物散布在广袤的土地上,土地产权就很难有效控制动物存量,所以土地产权私有化没能发展起来,至少在带刺的防护栏变得比较便宜之前,土地私有产权都一直没发展起来。[page]

　　回顾过去,我发现,上述案例中讨论的产权理论过多强调了外部性(在上述案例中,外部性是指被人们忽略了的狩猎对未来狩猎成本的影响)。我们应该认真地看待以“走向”为文章的标题。本文中的外部性是指人们不因自身的行为获益或受损,但其行为影响他人的商品交易机会的效应。现在的狩猎会减少未来狩猎者的机会。环境使外部性问题的成本更高以至于难以承受的时候,私有权就可以减轻外部性带来的危害。这是产权理论发展的一种重要模型。但是,即使我们讨论的这种模型中没有外部性问题,也依然会存在私有产权的安排。

　　这里,外部性的含义不同于其他可能影响人类的危害(或益处)。征税和偷窃会通过拿走潜在纳税人或偷窃受害者的收益来改变(财政)报酬,但它并不会改变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技术转化率。社会希望继续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限制征税和禁止偷窃,最终发展并保护了私有权。私有权的起因与外部性不同,我们必须进一步拓展产权理论或者所有权理论,把产权发展的其他原因也包括进去。

　　即使外部性问题分析不能对产权的由来提供完美的解释,但它仍然给印第安人狩猎这样的案例提供了合理解释。除了一些案例非常符合该理论框架外,其他例子都不太符合该理论框架。这涉及到很多契约和市场难题,经济学家们最近对这些难题进行了解释。这里,制定和执行一些旨在鼓励和促进不同所有者在提高生产力上互相协作的协议,是困难的。这些解释涉及到外部性问题和财富转移问题。研究者们认为,大多数解释属于厂商经济学或契约经济学的范畴,但它同时也是产权或所有权综合理论的组成部分。如果产权界定不清晰,那么,关于企业产权结构或者契约协议条件的解决方案,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在这些方面,前沿研究试图理解已经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大量忽视的现象。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不仅忽视了与产权结构相关的问题,而且也忽视了与契约安排相关的问题。比如,传统的供需平衡的分析框架中就没有出现契约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关于市场出清价格的讨论,并没有考虑在信息不完全和市场不确定下引发的困难。如果拥有公司和管理公司的都是同一个人,那么就不会出现委托-代理问题。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厂商理论隐含了一个假设,即公司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集于一人之手。之所以说它是一个隐含假设,是因为它根本没有讨论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可能引起的问题。公司的控制总是很完美。

　　最近几十年来,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进展非常迅速,看待问题的视角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为解决那些探求价格作用的研究中长期含混的重要问题带来了希望。引发这些新发展的核心范式有两个要件:(1)个体往往采用与团队目标相冲突的方式来追求个人利益;(2)为了使团队目标与这种倾向之间达成妥协,需要调整所有权结构和契约。新古典理论往往忽视了团体力量及其根据成员的边际产品对团体产出进行分配时遇到的困难。如何解决这些困难,成为了在这一新的经济学领域不断探索的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方向。很容易理解分割(partitioning)和分配(apportioning)问题是如何影响产权和契约安排的。团队力量这个范例可运用到更多有趣而复杂问题上,且这些问题最近越来越多。然而,这还不能完全用来指导私人所有权安排理论。[page]

　　三、经济体制和有效利用问题(Economizing Problem)性质的变革

　　与《走向产权理论》中对印第安人土地难题的讨论不同,在私人所有权与集体所有权的竞争中,本文中的“hook”往往是胜利的,虽然有时并非如此。成功继之以失败,这样一个模式虽然不是不可能的,但确实不太容易与外部性的理论框架相符合。所以,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呼吁并提出一个更宽泛的产权理论。

　　一个社会的经济体制有很多解决资源配置问题的方法。《走向产权理论》更关注公有制,而不是关注私有制。本文强调的重点是共同控制资源,而不是私人控制资源。在《走向产权理论》一文中,公共所有制或者说公有制被看作一种允许每位共同体成员获得有争议的资源的所有制形式,就好像每一位公民都有权在城市人行道上行走一样。除了被允许有开放的渠道外,共同体对公有资源的控制被人们忽视③。本文认为,以集体为基础的有效控制是对私人控制资源的一种替代。由于集体控制的决策有时是由资源所有者私下做出的,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像人们希望的那么明显,现代企业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如果抛开含混的情况,这种具有强烈差别的不同方法也正是我们经常界定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特征所在。可以假定这些特征与某些代议制的政治体制背景相对应。为简单起见,我们把它们称作可选择的私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或者,更简单地叫它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相对于集体所有制而言,私人所有制的重要程度正在增加。在19世纪中期,这种增长势头达到了一个高峰,而且主要由于东欧和亚洲最近的发展,这种增长势头在20世纪后25年又达到了另一个高峰。基于世界广泛区域内面临的经济问题的本质,以及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的方式,我想对私有制取得成功的原因进行解释。我的解释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资源分配相关人员的数量和紧密程度(closeness),我把这一维度称为“密集性(compactness)”。第二部分是参与资源配置问题的人员的生产率(productivity)。第三部分是资源配置问题的组织复杂性(complexity)。我将在下面对这些术语的含义作更清晰的阐述。我将说明,在早期的世界史中,集体控制是与解决巨大比例的资源配置问题相一致的,但在公元2世纪晚期到公元3世纪期间,资源配置比例小了很多。我还将说明,通过对密集性、生产率和复杂性的影响,专业化已经成为推动这种变化的最重要的力量。

　　1.密集性。亚当.斯密在其最著名的两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对人类提出了明显不同的观点,我认为,没有比它更好的方法来阐释密集性的了。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讨论了人们相互间的同情心。存在同情心是由于人们普遍渴望自尊以及赢得他人的尊重。结果,人们的行为会有利于那些不幸的人。在《国富论》中,斯密对那些仅仅追逐私利特别是财富最大化的人进行了分析。[page]

　　有人认为,斯密提出了两种关于人类的非常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自相矛盾。但是斯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在两部书中,他立足于狭隘的私利来解释人们的行为方式。人们行为方式的不同在于满足私利的方式不同。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认为,私利可以通过改善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来满足。而这种改善来自于他人和自己对创造形象(image—creating)的行为的认同。

　　这种形象对人本身的精神和实践的价值,而不是对他人的益处,正是隐藏在同情心背后的行为动机所在。它不仅是一个有直立行走特征的人所拥有的关心他人、愿意帮助他人的品质,而且还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的品质(Adam Smith,1759):

　　既然我们总是深深地为任何与己有关的事情所动而不为任何与他人有关的事情所动,那么是什么东西促使高尚的人在一切场合和平常的人在许多场合为了他人更大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呢?

　　这不是人性温和的力量,不是造物主在人类心中点燃的仁慈的微弱之火,即能够抑制最强烈的自爱欲望之火……不是对邻人的爱,也不是对人类的爱……它通常是在这样的场合产生的一种更强烈的爱,一种更有力的感情;一种对光荣而又崇高的东西的爱,一种对伟大和尊严的爱,一种对自己品质中优点的爱。

　　在《国富论》中,私利通过各种方式获取财富来实现,但斯密认为,巨大财富的增加,却很难提高人类生存能力和幸福的感觉。这种感觉主要是通过富翁的社会地位、他人的羡慕和尊敬来获取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充斥着追求自我形象改善的人,其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表达同情,另一种是通过获取财富④。

　　对于人类改善自我形象的潜在动机的分析,斯密可能是错的。与关心私利相反,真正的利他主义可能是比斯密假定的同情更重要的动力,而直接来自财富本身的愉悦是比间接来自财富创造的社会地位所带来的愉悦更重要的动力。本文的讨论分析并不依赖斯密在这方面的观点的正确性。重要的是,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观点将我们引到密集性理论上。他认为,同情心归因于相互影响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或者结合越疏远,人们就会越缺少深刻的印象。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写道:“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的是自己……他自己的家庭成员……自然是他那最热烈的感情所关心的仅次于他自己的对象。他们当然常常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幸福或痛苦必然最深刻地受到他的行为的影响。他更习惯于同情他们。他更清楚地知道每件事情可能如何影响他们,并且对他们的同情比对其他大部分人表示的同情更为贴切和明确。总之,它更接近于他关心自己时的那些感受。”(Adam Smith,1759)[page]

　　不管是用生物学还是社会学的方法来测量,人们之间的距离增加使彼此间的感情由热情转为冷淡。“表(堂)兄弟姐妹们的孩子,因为联系更少,所以彼此的同情也更不重要;随着亲属关系的逐渐疏远,感情也就逐渐淡薄。”(Adam Smith,1759)同样,“在好心的人们中间,因为相互顺应的必要和便利,常常会产生一种友谊,这种友谊和生来就住在同一家庭之中的那些人中间产生的感情并无不同。”(Adam Smith,1759)不同社会之间的人们的交往被描述为是缺乏同情心的交往,而当不同民族之间存有敌意时,这种交往还是敌对的。更普遍地,斯密写道,“当别人的幸福和不幸确实没有哪一方面是依我们的行为而定的时候,当我们的利益完全同他们的利益不相牵连和互不相关的时候,以至于两者之间既无关系又无竞争的时候,我们并不总是认为,抑制我们对自己事情天生的或许是不合宜的挂虑,或者抑制我们对他人事情天生的或许是不合宜的冷漠之情,是很有必要的。”(Adam Smith,1759)之所以采用有效利用问题(economizing problem)中的密集性概念,是想说明那些主要局限在每个成员对环境都有影响的小群体内的人们之间的“紧密”(close)程度。这里,紧密取决于他们之间互相熟识或者有这样那样关系的程度;这种关系往往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当然也可能是地缘上的或者社会学意义上的。在一个密集的环境中,文化风俗的影响力很大,进行互动的人是明确的,其结果也是人所共知的,而且不管过去或者将来,他们之间互动是有目共睹的。受文化风俗引导的集体行动更具现实意义,这不仅在于人们熟悉彼此的偏好、财力和可能的反应,而且,很可能是因为团队合作的成果带来快乐感和满足感。在一个小而孤立的村落中,如果村民的绝大部分生活所需都可以在村子中得到满足,那么在村子里,集体决策就可以实现。在团队的努力之下,社区可以在当地的溪流上建一座桥,而这个成果能令人愉快,因为它是集体劳作的结晶。对一个特殊的家庭来说,有效利用问题就是密集问题。一般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首选方法是出于同情心的互助,而不是根据强制第三方支付的契约协议来实现直接现金支付。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而不是在《国富论》中,集中讨论了密集性问题。斯密在《国富论》中讲到以市场为导向的、疯狂运作的商业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典型的交易通常发生在两个陌生的或者相互了解甚少的人们之间;极端理想的例子是现在的股票交易,它经常是由人们通过计算机来完成的,而这些人素不相识或者仅在知道对方用来标识各自贸易责任的名字的层面上是相互认识的。在《国富论》中,斯密对交易特征的一个最好表述是,权利在(或者近似于在)陌生人之间进行交换。这与斯密时代之前的文化经济时期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早期,互动大多数发生在属于同一个家族或者住在同一个小的封建村庄里的人们之间。在更古老一些的时代,比如当封建势力占优的时候,经济互助的很大比重局限在相对狭小而关系紧密的人群之间。闭塞和自给自足倾向勾勒出了有效利用问题的主要环境特征。密集性并不例外。这是规则。而且,这种情况贯穿了绝大部分的人类历史。[page]

　　生产目的日益明确为满足市场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家族、本村村民或者封建庄园。这种经济变化从封建制度没落之后就开始出现,直到斯密时代仍然非常盛行。《国富论》中探讨的人的本性并不必然与《道德情操论》中所讨论的内容不同。其区别不仅在于密集环境中的有效利用行为的比重减少,而且有效利用行为的生产率和复杂性也不同。这种转变的意义在于,经济、绝大多数的有效利用行为,变得缺乏同情心、感觉迟钝,变得日益响应市场信号,而这些信号主要源于对个人私利的更多重视。对于绝大多数史学家和研究社会变迁的学者来说,这种转变是一个事实。但它仅仅从事实层面支持了本文的论点。

　　虽然这还没有得到广泛公认,但它意味着可行的经济体制的核心性质是很重要的。依靠同情心组建的经济体制无法胜任日常的资源配置工作。这并非是说该类经济体制无法存在,或者无法持续,或者无法改变财富的分配,而是说,它们无法与更大程度上依赖价格的经济体制一样⑤,能有效解决资源利用问题。那种认为社会主义机构在处理现代经济问题时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来决定配置方案的想法是一种错觉,尽管在发生民族危机时,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内,这种情绪确实表现得很强烈,也仍然是一种错觉。

　　2.生产率。在现代经济中,反映密集性的资源配置问题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相应地,现代经济变得更富有生产效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在生产率上可能发生如此巨大的损失,以至于那种以血缘情感为基础建立经济体制的偏好只能建立在浪漫的或意识形态的薄弱根基之上。现代经济的生产效率更高,这主要得益于技术革新和专业化。原则上,技术革新对密集性的重要性的影响是中性的,但它事实上降低了密集性的实用性。在本文中,专业化是对密集性更为重要的问题。专业化对密集性实用性的影响是明确的;它通过促进主要供非血亲人员所使用的商品的生产来破坏了密集性。当技术革新和专业化同时减少密集性的实用性时,它们都提高了生产率。

　　在很大程度上,人们还没有承认更高的生产率对经济组织的重要性。如果努力工作和承担风险能够带来产量的大幅增加而不是小幅增长,那么,社会就能从中获得更多收益。在原始社会,如果采摘所得只能满足采摘者本人的需要,那么,不亲自进行采摘的人就只能从其他人的采摘中获得很少的东西。这意味着,只有当采摘者带回“额外”的食物时,他们才能得到一定数量的食物。因此,高生产率引起社会利益分配问题,鼓励努力工作、促进共享劳动成果。例如,现代农业的生产回报大大超出了那些进行农业劳作者的需求。结果,现代农业引发了采取鼓励农业生产并对投资所得进行“社会共享”的社会组织形式的需求。这里谈两个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在与经济组织相关的两方内容上都是不同的。资本主义利用资源私有制来决定做什么;而社会主义至少过去采用的是国家所有制。资本主义的共享是通过个人自愿交换自己所拥有的商品来实现的;而在更大范围上,社会主义的共享是通过集体或国家决定的,并不以自愿交换为基础。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比较它们的优势。但有关的观点认为,在对这些组织形式的社会需求上,高生产率地区的意愿要比低生产率地区的强烈得多。[page]

　　这与直觉相悖。因为低生产率国家对组织改革的需求看起来更为急迫。如果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科技水平,那么,情况的确是如此,但这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假设。本文对两个不同时间阶段进行了符合实际的比较,其中,早期阶段以低生产率水平为特征,而晚期阶段以高生产率水平为特征。我们认为,机会差异仅仅是由于时间流逝造成的,而不是因为政策不同所造成的。原始时期的生产率水平低,是因为人类积累的经验较少。上面所介绍的一类组织改革,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迫切,因为随着时间流逝,经验不断得到积累,从而提高科技水平,使改革产生更大效益。

　　在高生产率时期,成功的组织改革产生的财富与经济组织有着因果关系。人均财富越高,就不可避免地渴望商品的种类更为丰富,但种类更丰富的商品会使有效利用问题变得更复杂。如果要求每个人都穿同样的服装,而且只提供儿童和成人两种尺寸,那么决定投入衣服生产的资源数量是一回事,而按照历史标准,提供有钱人所需要的不同品种和尺寸的衣服则是另一回事。财富导致多样性需求增大,这使有效利用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商品和投资数量较少时,一个经济体制是能满足需求的,但是当生产率提高导致财富增加时,它就将非常不能满足需求。需要的商品种类和数量的信息来源将变得更加广泛与分散。正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曾经巧妙论述的一样,由于这种复杂性,集体控制资源是不利的,因为中央计划的制定依赖于对相关信息的获取和利用,但是中央计划制定者却没有获取这些信息的好方法⑥。

　　3.组织复杂性。这里强调的复杂性与因商品种类丰富而形成的复杂性略有不同。这里,生产是问题所在。因为经济活动的专业化带来高产,但不容易集中控制生产商品的资源。而分散的专业化往往要求由不同的人控制资源。控制决策的提出来自于不同人群但符合彼此间的利益,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相互协调的需要。与闭塞、自给自足的小型社区占主流的社会相比,专业化带来了更多的组织复杂性。这些社会中的协调问题可以通过利益群体间的直接沟通和了解他人的一般需求来解决。相反,现代经济需要一种能不断随时处理专业化带来的组织复杂性的制度。

　　在这些方面,价格制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它要在一个包含很多不同专业化的经济社会中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此外,它还必须得到保障契约执行力的社会法律制度的支持。如果存在与之签订协议的其他专业经营者不能交付或者购买约定的货物这样巨大的风险,那么,价格就几乎不会发挥任何作用。既然密集性不再表现这些交易活动的特点,那么也就无法再依赖同情心来确保绩效。这时,必须出现另一种不同的依赖方式。必须明确和尊重协议双方的权利。[page]

　　如果专业化固有的复杂性更具有生产性,那么,确立私有制和引导交易安排的法律制度就必须变得更具操作性,这也就需要一个有效的法律制度。斯密发现并强调了专业化固有的生产率,但他并没有讨论专业化在使私有制更具有生产性时所可能有的作用。他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他假定存在私有制。

　　三个主要因素促进了私有制的发展,包括:密集环境的相关性降低;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源配置问题的复杂性增加。这些发展迫切需要建立社会法律制度,推动独立行动者之间的交易,因为行动者之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相互陌生的,而且在交易环境里,有效利用问题的复杂性已经“超出”了集体控制制度所固有的计算能力和动机倾向。财产私有制度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其制度安排可以比集体控制制度更有效地应对有效利用问题本质的变革。在所有这些方面,专业化扮演了(虽然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承认)很重要的角色。它在密集环境的界限以外扩大了市场,使陌生人间的交易更有价值。它提高了生产率,通过解决陌生人之间的自利交易的制度增加社会报酬。它还从组织上使有效利用问题更加复杂。结果,对私有制的依赖不断增加。专业化带来生产率提高,这是我们不断采用私有制的惟一而最重要的动力。外部性问题依然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事项,但是,许多问题是因为专有权问题才变得重要的。试想,煤烟从一个(专有的)钢铁厂吹散到一个(专有的)洗衣店,如果这两个活动能在不损失生产率的条件下合并到一个所有权实体中,也就不会存在外部性问题。

　　毫无疑问,世界对专业化的依赖程度在稳步增加。目前,不足10%的世界人口提供了维持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全部主要食物。在工业革命之前,超过90%的世界人口从事食品生产,农民生产出来的绝大多数产品显然也被他们自己消费了。并非只有食品生产转而依赖专业化大生产。事实上,目前很小部分的世界人口生产了世界上所供给的全部商品。

　　四、时代变迁

　　1.起源。通过古生物学研究,我们了解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当人类第一次开始使用石器时,人口规模还非常小。据估计,当时全世界约有10000人。这么少的人口并没有结合为一个由相关人群组成的单一群体,而是被分散成独立运行的更小的群体,每个群体由一个或者几个家庭组成。人口规模与土地数量之间的低比率不会促成群体之间频繁的交易活动。人们之间的交易几乎全部局限在每一个群体内部,而不是发生在不同群体之间,可能的交易主要是分配劳动时间,包括重要的采集和狩猎这类为所有人提供生存来源的劳动。既然每个群体之间的活动不会有很多的不同,那么,当群体偶然相遇时,不同群体之间也不会有很多互换的机会。关于有效利用的决议和行动环境很难变得更密集。集体控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可能要比将巨大的群体资产分割,变成部分由私人控制更好一些,可能的例外是石器时代所采用的方式。[page]

　　然而,原始人类都是优秀的猎手,他们能够为人口增长提供充足的食物保障。世界人口确实有了相当程度的增长,在大约100万年前,人类还主要分布在从非洲经亚细亚到中国的区域内,而到了约50万年前,人类就进入了中欧和西欧地区,到了约1万年前,人类则散布到了绝大多数其他地区。马尔萨斯主义者认为,这样发展的结果会使人口规模过大,给食物的充足供给带来巨大压力,最终导致人口增长停止。但是,如果这种情形确实发生,按照进化论的标准,它也仅仅会持续一段时期而不会太长久。因为,技术革新的发生使人们能有足够多的食物来满足人口持续增长的需要。狩猎武器的改进是生产力提高的部分原因,但是生产力提高的主要归功于原始农业。在上一个冰河时代结束不久,即大约8000到10000年前,原始农业出现了。此前,生存必须依赖狩猎和采集,而原始农业改变了这一切。最初只是在世界上有限的几个地区,比如东亚、尼罗河三角洲以及对西方最为重要的两河流域有了农业生产,而后来,进一步扩展到横跨欧洲大陆的东部和西部地区,都有了农业生产。

　　向农业耕作的转变增强了私人所有制的实用性(practicality)。因为一块特定的土地无法连续不断地提供充足的猎物和浆果,所以至少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狩猎和采集都需要人口进行跨地区迁徙。为了避免土地的短期使用过度,就不得不放弃已经狩猎和采摘过的土地。当出现入侵者时,或许没有一块土地值得防卫。而且,猎杀的肉类和拾取的果实很难保存并随着人类迁徙,因此,以这种方式保存的食物数量很少。狩猎和采集活动的这种特点使在土地或者食物供给上付出很多努力来确定和维持产权的想法,变得不切实际。农业改变了这一切。土地与农业的紧密结合使土地更容易私有化。通过农业种植来维持家庭所需的土地的数量非常小,位置十分固定,适合于家庭或者家族管理。超出当前需求的谷物能够大量储存起来,而额外的供给经过远距离运输也不会腐烂变质。这些都使人们从计算成本-收益转变为控制那些对生存已经变得举足轻重的资源,这种计算方式提高了单个家庭(通常是更大的家族群的一部分)的实际可行性。有效利用问题仍存在相当可观的密集性,因此由家族小集团实施集体控制依然可行,而在家庭层面上打开了通向私有化的大门。后来,谷物的储存和运输与更高的农业生产率相结合,开辟了通往专业化生产的道路。很少几个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能养活很多人,这在先前是一种奢望,而后来却变成了一种活生生的现实。我们很难测量私有化实际发生的程度,但可以从农业逐渐取代狩猎和采集活动中推演出来它的发展。

　　2.法治的范围。尽管一些关于更早时期的断断续续的记载显示,私有制的萌芽出现得还要更早一些,但是直到西方的古希腊以及后来的罗马帝国时期,私有制才上升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古希腊和罗马帝国,市民可以私人所有的物品包括土地、奴隶和其他可以买卖的物品。古希腊雅典在酒类和其他农产品上的贸易活动非常普遍,而且最近对失事船只的研究还表明,这些货物当时被运输到了很远的地中海地区。远程贸易迫使交易在陌生人之间进行。这种情况在罗马帝国更是一种实际,罗马帝国的版图引起了远距离的贸易,这种贸易通常发生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随着罗马的繁荣,人口不断增加。有些罗马城市的人口如此之多,即使在当地的地理疆域内,交易也是在陌生人之间进行的。通过保护货物和土地的私有权,以及创新性地将契约协议合法化,罗马帝国促进了贸易活动的发展。罗马经济达到了西方较早时期也无法与之相比的复杂程度和专业化水平。帝国的多元文化和远程贸易改变了陌生人之间频繁交易的活动方式,并进一步削弱了具有密集性特征的情景的重要性。财产的私有和可继承,包括土地私有和可继承,以及继续履行契约协议、通过获取更高级的法律和秩序来降低风险,这些都显示,社会安排鼓励人们更多地依赖广泛的贸易活动。

　　在西方,当罗马帝国衰退并灭亡时,这些发展中断,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高级官员腐败造成的。罗马政府权威弱化,削弱了罗马法律的威慑力,而正是通过这些法律,罗马成功统治了其地中海帝国。远程贸易更具风险,结果,交易变得更加本地化,更加密集化。随之而来的是西方的黑暗时代,此后,复杂性和专业化开始倒退并向密集性回归。私有制让步于集体所有制。范围比以前更大的土地和其他资源成了当地修道院、封建领地和集体农场的财产。

　　这些小型社会单位尽力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自给自足。在所有这三个日益重要的制度安排中,对资源的共同责任和集体控制取代了私有。对于教堂和领地制度而言,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这些小型社会单位的运行类似于合作社,具有固定的关系和义务。后来,横跨欧洲农村地区的农民经济开始确立(这虽然不明显但也是实际情况)。在家庭农场,集体的社会单位是家庭。农场及其土地并不出售,而是按照惯例由家庭托管。在欧洲,这实际上排除了农地的交易。

　　名义性(figurative)户主的控制权是十分有限的。进行集体控制的是家庭,而且,家庭不仅包括目前活着的成员,而且还包括已经去世的和尚未出生的成员。典型的家庭农场与外界的交易非常的少。这种努力使家庭农场尽可能地自给自足,减少对外界的依赖⑦。[page]

　　修道院,封建领地和家庭农场变得非常孤立和农业化,可见,对自给自足的强调是不现实的。城市居民必须从外界获取食物,他们不能采用一种类似自给自足的政策。主要在一些大型城市,首先在意大利北部和苏格兰东南部低地的重要城邦,城市还保留着跟外面世界的联系,而且资源的私有制也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随着城市和乡镇变得越来越重要,贸易活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大。经过了从身份到契约,从集体所有到恢复私人所有这样一个过程,法治被得以重申,尤其是1215年,当英格兰的约翰国王签署大宪章,确认即便是国王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时,更是如此。封建制度衰落,单一民族国家强盛起来。远程贸易增加了。从农村向城市的移民速度也加快。来自城市的商业和手艺工人相互竞争,而征税导致封建地主对金融的需求增加,这些共同引发了一系列让步,工人自由了,封建制度也不再提供以货代款(in kind)的服务。可以说,移民的增长是工业革命开始的重要前提条件。

　　3.工业化。工业革命始于英国,继而扩展到欧洲和美国,它极大地削弱了经济交易的密集性,提高了生产率和复杂性,使经济成为一种专业化活动的复合体。私有制是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私有制的重要性则上升到了新的水平。人们已经克服了黑暗的中世纪所遭受的颠覆性逆转,并且将它抛在了身后。工业革命的本质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与动力来源相关的技术发展使人们进入工厂工作,破坏了在此之前一直非常重要的“分户加工”制(putting out)。这两方面对本文来说都很重要。首先,它导致了人均财富的快速增长。其次,工厂内部采用了以蒸汽为主的核心动力,这种工厂制使手工生产向专业化生产转变并且成为主流经济活动。确实,如果不是商品的专业化生产注定要为那些并未参与生产过程的人们所用,那么,工厂制也就没有任何价值。这跟封建领地和家庭农场时的货物生产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在数量效果方面,它更是使以手工为基础的专业化显得黯然失色。朝向建立在专业化基础之上的经济转型,对使有效利用问题的密集性更低,是重要的,同时,它还提高了生产率,使资源配置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4.专业化的继发性影响(secondary effect)。在19世纪后半期,自由贸易力量开始衰退。经济规制(regulation)和财富的再分配放慢了西方私有化的步伐,但是这个缓慢的进程也仍然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到20世纪的后半期,私有化已经开始横扫东欧和亚洲。规制(regulation)直接限制了私有者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财富再分配则间接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开始之间的时期内,这些折衷的发展还是非常不重要的。与共产主义者治理俄罗斯一起,这些事件均标志着私有化浪潮开始停滞甚至倒退。我们已经注意到,尾随罗马帝国灭亡而来的不稳定性导致倒退,其特征是交易很少在关系疏远的陌生人之间进行,而是更多依赖乡亲们之间的相互支持。伴随1930年代的大萧条而来的不稳定性引致了类似的情形,但对其的反应却并不一样。世界范围内的关税水平提高,与贸易相关的金本位制也被废除,而在美国,罗斯福政府却极力主张产业通过集体自救的方式来解决问题。[page]

　　在美国,通过政府调配的国民产值比例大约为10%或者在20世纪初期时甚至会更低一些,但是在1930年之后,这个比例开始增加。现在,对各级政府而言,这个百分比大约在35%到40%之间。在30年前,经济规制上升到了巅峰水平,但是从那时开始,经济规制的重要性却在降低。在大萧条之后的将近70年内,财富再分配在稳步增长。现在,权利和其他财富的再分配计划均说明,在美国,大量资源是由政府控制的。这是绝大多数其他西方经济所采用的一般模式,其中,一些国家目前将其国民产值的大约60%通过政府转移到了财富再分配计划中。尽管财富再分配削弱了对私有制的激励,但它通常并不会使国家干预(involve)商品生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再分配并不等同于对生产资料的集体控制。尽管如此,近70年来,规制和再分配的发展进一步削弱了私有制的增长。目前,世界上私有制的比重仍在增长,但这主要归因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经济正在向组织上更加资本主义的经济转型。在西方,除了削减经济规制的范围之外,私有化进程停在了某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相当一部分与财富再分配相关的资源都被转移给了政府。

　　我们倾向于再分配财富,这是有很多原因的。对鼓励那些较不幸的人来容忍资本主义,某些再分配和规制可能都是必要的。约翰.洛特和劳伦斯.肯尼曾对此提供了一个有依据的解释,那就是妇女在参政中已经发挥了作用(John R.Lott,Lawrence W.Kennv,1999)⑧。但是应当注意到一种可能,即专业化本身具有的继发性影响限制了资本主义的活力。专业化造成对市场的依赖,而在一个由小规模、自给自足的社会群体构成的世界上,这样的市场并不是牢固可靠的。对某些人而言,逆境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能力不强造成的,相反是由不利的市场走向造成的,同时,这也因为决定行为的很多力量超出了任何专业化群体的控制范围。这为贸易保护论者提供了合理而且正当的理由。而且,专业化在财富可以转移的群体之间产生了相同(identifiable)的群体,并强化了群体成员迫切要求按照自身利益进行再分配的动机。

　　只有存在这样一些人,他们虽不拥有农田,但仍被看作拥有农田,并能承担拥有农田的成本时,一个支持农田拥有者的计划才是有意义的。因此,专业化产生了压力群体。这些人试图而且有时也能从那些或属于非专业化群体,或属于政治上处于劣势的专业化群体中获益。

　　这里提出了一种似是而非的论点。专业化促进了复杂、相互依赖的经济发展,但这相当大程度上必须依赖资源的私人占有。迄今为止,这似乎是专业化的突出结果。然而,由于专业化使社会支持体制更具吸引力,让财富再分配和保护主义变得更加容易,所以,专业化也限制了私有制被社会容忍的范围和程度。通过生产获取财富和通过掠夺获取财富之间的竞争由来已久,专业化更是使这种竞争火上浇油。人们并不容易洞悉到可能产生的结果。在这方面,专业化的作用特别让人好奇。专业化的持续增长将会带来财富再分配的持续增长,还是在专业化达到一定程度后,再分配才会开始回落?那种认为专业化的持续增长会导致再分配回落的看法,似乎是有道理的。增加专业活动的数量,那么,每一个活动的政治影响力就会变弱。最终,高度专业化的经济似乎更像一种完全分散的经济,那时,专业化的继发性影响就将不复存在。在那样的情况下,专业化就会成为一股促进私有化发展的强大力量。[page]

　　即使达不到这样的分散状态,对专业化的继发性影响也依然存在模糊之处。新型专业化产业能够运用其政治影响力来摧垮约束其能力发展的竞争障碍。这些障碍在早期就已经形成保护其他专业化的产业。从本质上看,这就是英格兰废除谷物法的方式。这些已经实施的法律是为了保护英格兰农民免受进口的冲击。随着工业革命的成熟,英国建立了专业化的制造工业,但英国认为,谷物法是降低工人生活成本和消减英国工业品在大陆内部交易壁垒的障碍。所以,废除谷物法将会降低英国工人的食物支出成本,也将会合情合理地给英格兰提供一个打破国外对英国工业品设置壁垒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