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知识

我国仲裁“特色”之浅析

来源:找法网 2011-03-14 10:35:49阅读数:

笔者以为,我国仲裁的当务之急,并不是什么推进仲裁协会的成立,而是要办好两件事:一是,依据《仲裁法》和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理顺仲裁机构与行政机关的关系;笔

  笔者以为,我国仲裁的“当务之急”,并不是什么“推进仲裁协会的成立”,而是要办好两件事:一是,依据《仲裁法》和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理顺仲裁机构与行政机关的关系;笔者去年有拙文《仲裁机构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作过专议,不再重复。二是,依据党的十七大精神和《仲裁法》的法意,厘清什么是我国仲裁之社会主义“特色”;这是一个需要作深层次研究的理论问题,但以笔者的学历和知识,还作不了理论研究。因此,本文只能以己之所见所闻,试就我国仲裁之“特色”,作一些粗浅分析、讲一些粗浅意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仲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仲裁”,是近几年有关仲裁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争论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组;这一词组,又涉及到何为“特色”、主要是何为我国仲裁之社会主义“特色”等诸多问题。因此,这个问题需要从四个方面来看:

  1、“特色”之概念。“特色”一词中之所谓“特”,首解当为“独”;《庄子·逍遥游》有“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之语,这里的“特”就是“独”,是说帝尧属臣彭祖(名铿)活了八百岁,独以长寿闻名于世;也就是说,别人没有而自身独有的,是为“特”;与“特”搭配组词的所谓“色”,则可当“品类”或“征象”来讲,如《庄子·盗跖》之“色若死灰”和“车马有行色”语中的“色”,就是“征象”,是说跖之兄柳下季从孔子外出归来的面部表情和车马迹象,看出其出门去见过跖。由此可见,所谓“特色”,就是指某事物或某区域表现出来的区别于其他事物或区域的、自身独有的显著征象和标志。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内涵。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那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85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我们党在认真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特别是“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重大失误严重教训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同志最先构思和设计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并于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过近30年的发展和党的十三大以来历次代表大会的不断总结,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作出了最全面、最明确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智慧和心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给出了最权威、最科学的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仲裁。党的十七大精神表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必须坚持的最正确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新形势下指导全国各族人民思想的理论基础;各行各业一切事业,都必须要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一伟大旗帜指引下不断促进本行业本事业永续发展。因此,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仲裁事业,其发展当然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进行,绝不能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4、我国仲裁之“特色”。应该说,仲裁具有一个本质属性——民间性;两个组织特征——非营利机构、中介机构;三个工作实质——以国家仲裁法律制度为保障、用当事人的明确授权、对民商事纠纷进行居中裁断。如果仅从这“一二三”、特别是“居中裁断”含义的技术层面来看,“仲裁”本没有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之分,而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早在《仲裁法》立法之前、邓小平同志健在的时候就解决了;但是,我国仲裁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项法律制度,因此仲裁必须适应并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永续发展;而如何“适应”和“服务”,则是仲裁之社会主义“特色”的体现所在。笔者认为,这可能就是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仲裁”概念之由来。

  关于我国仲裁之“特色”,应该说党和国家经过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的经验,在《仲裁法》和相关法规性文件中作了切合实际、符合国情的表述和体现。至少有七个方面:

  一是,仲裁机构与行政机关及仲裁机构之间的关系由法律规定。

  《仲裁法》第六条规定:“仲裁不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第八条规定:“仲裁依法独立进行,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十四条规定:“仲裁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仲裁委员会之间也没有隶属关系。”国家通过立法,用特殊的法律语言来规定“仲裁”的去行政性和独立性,并对仲裁的管辖、仲裁机构与行政机关及仲裁机构之间的关系等作出明确的法律界定,这在国外、境外的仲裁立法上很可能是没有的,因为国外、境外、尤其是西方国家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请恕笔者的资料量非常有限,下同),所以说这无疑是我国仲裁之“特色”之一。 [page]

  二是,仲裁机构的设立地域、原则和程序由法律规定。《仲裁法》第十条对仲裁机构的设立地域、设立原则和设立程序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由国家法律对那些城市可以设立仲裁机构及其设立原则和设立程序作出具体规定,这在国外、境外、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立法中恐怕很难见到;所以,这也应该是我国仲裁之“特色”之一。

  三是,中国仲裁协会的设立及其法律地位、机构性质和主要职责由法律规定。《仲裁法》第十五条对中国仲裁协会的设立及其法律地位、机构性质和主要职责作了专门规定。由国家法律规制仲裁协会,这不仅在国外、境外的仲裁立法上难以见到,而且在我国其他行业协会的规制上也属罕见;因此,这当然是我国仲裁之“特色”之一。

  四是,政府在仲裁上的职责、义务由法律和中央政府规定。《仲裁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仲裁委员会由设立地的“市的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和商会统一组建”;国务院办公厅1995年8月1日“国办发【1995】44号”印发的《重新组建仲裁机构方案》,对这一法律规定作出了具体的实施性规定:“第一届仲裁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由政府法制等有关部门和相关商会等组织协商推荐、“由市人民政府聘任”,“仲裁委员会设立初期,其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参照有关事业单位的规定,解决仲裁委员会的人员编制、经费、用房等。仲裁委员会应当逐步做到自收自支。”并指出《重新组建仲裁机构方案》“借鉴”了“国外的有益经验”;此外,国务院办公厅还在国办发“【1994】99号”和“【1995】38号”关于做好重新组建仲裁机构工作的通知等法规性文件中明确规定:重新组建仲裁机构地的省、市政府“确定一名政府领导同志负责这项工作”。这都是政府在仲裁上应尽的职责和义务。由法律和中央政府对政府在仲裁上应尽的职责和义务作出具体规定,这在国外、境外、尤其是西方国家也是很难见到的;因此,这应该也是我国仲裁之“特色”之一。

  五是,法律规定只实行机构仲裁。早在1985年12月,就有过时为深圳特区经济贸易律师事务所主任的徐建和另两名律师设“仲裁庭”、“开庭”两个小时就“搞定”两家公司的违约赔偿的案例;这一基本具备“临时仲裁”要件的仲裁,被人们称之为“中国民间第一裁”。(2008年6月15日《南方都市报》)1994年8月公布的《仲裁法》,虽然没有明文禁止临时仲裁,但只规定了我国实行机构仲裁,而没有给“临时仲裁”以法律地位;法律这样规定,是我国国情和仲裁制度改革的进程等实际状况所决定的。“临时仲裁”在国外、境外司空见惯,而《仲裁法》根据我国国情和仲裁实际只明文规定实行机构仲裁,这当然也是我国仲裁之“特色”之一。

  六是,法律确立了仲裁调解制度。《仲裁法》虽然没有支持“临时仲裁”,但第五十一条确立了机构仲裁中的调解制度、设计了调解程序;这种既有仲裁制度优势、又有调解制度长处的仲裁与调解相结合的仲裁模式,已经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并被称之为“东方经验”;因此,毫无疑问这肯定也是我国仲裁之“特色”之一。

  七是,法律和中央政府没有规定仲裁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或具体管理机关或“挂靠”机关。《仲裁法》和中央政府只是对政府和有关行政机关在“重新组建”“第一届”仲裁机构及其“设立初期”的职责、权限、义务和相应工作程序作了规定,而没有规定仲裁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具体管理机关或者“挂靠”机关,这在我国专门法(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立法上,也是少有的。因此,仅就立法层面来看,也有其“特色”可点——仲裁是一项并不需要“行政婆婆”的社会主义民间事业!

  二、“特色”名义下的仲裁怪圈

  符合我国国情、切合仲裁实际的《仲裁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仲裁事业的永续发展创立了基本制度、开辟了前进道路,我国仲裁事业因之而有了有目共睹的长足发展、取得了有史可鉴的丰硕成果。但是,在同一个法律起跑线上组建、发展起来的各地仲裁机构,近年来凸显出了体制、机制和业绩上的明显差距,仲裁的一些决策主事者产生了认识上的偏差,出现了理论上的“二次创业”、体制上的“行政管制”、工作上的“法制掌控”,随之便有了“特色”名义下的种种怪圈,而且这些“怪圈”已经成为阻碍仲裁事业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潜流暗礁。仲裁“怪圈”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1、“特色”被曲解。仲裁事业的有些主事者,将我国仲裁之社会主义“特色”当作了一种维护权威、保护利益的“工具”,予以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庸俗曲解。其实质表现至少有三:

  一是,对外把“特色”当作“伞”。这把“伞”对法律正义有着极强的“抵抗力”——对来自“圈子”之外、不符合“圈子”口味的任何意见建议,特别是对“圈子”的明显违法行为提出的批评意见,一概堂而皇之地以所谓“特色”挡之门外。比如对仲裁与国际接轨、进一步提升我国仲裁之国际地位的主张,立马批为“西化”并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仲裁道路”为由而挡之;对国家机关官员在仲裁机构兼职、接任等违法行为,则作为“特色”、曲解成“是否兼职、如何兼职是仲裁机构规范化建设问题”,拒不纠正。

  二是,对内把“特色”当作“筐”。这只“筐”什么都装——只要“用得着”,没有什么不能进这只“筐”而美其名为仲裁之社会主义“特色”的!比如,作为一种被动性中介行为,仲裁本不适用作为主动性行为的“营销”和“推行”,因为仲裁程序的启动在于当事人的事先约定、授权和事后申请,所以对任何一个仲裁机构来说,“仲裁”只能是被动所为而不能是主动所为;但“仲裁经济”和“努力借助行政手段”来“营销仲裁”、“推行仲裁”等等,却被当作“特色”装进这只“筐”;还有一年到头接二连三的会议如分片会、区域会、联络会、协调会、调研会、学习会、座谈会、紧急会、传达会、汇报会、负责人会,以及给不出会议名称的会,大多有“讲话”或“讲话传达”、要形成“指导方针”或“指导意见”并“纪要”在案,其“座谈会”竟能“确定”我国仲裁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方针”!如此“会议现状”,也被自夸炫耀为“仲裁特色”而装进这只“筐”。 [page]

  三是,以集三权于一身为“特色”。仲裁界有些人一屁股占了三个都有实权的位子,从而集国家机关官员(或直接接任仲裁职务的退休官员)、仲裁机构实际掌权人、“亲自”专办大案的仲裁员(或只指定自己圈内的人为仲裁大案的首席仲裁员)这样三重角色于一身;这些人与普通仲裁员和大多数一般仲裁工作人员之间,无论是政治权利、身份地位还是经济收入,明明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和很大的矛盾,但却振振有辞地说这是立足“国情”、符合“实际”、工作“需要”的仲裁“特色”,并没有把仲裁“行政化”云云。这种曲解仲裁“特色”的行为,使人不由地想起民间一个形象描述;“挂着羊头,卖着狗肉,数着票子,悠哉悠哉!”——确有某种相似之处啊!

  2、法律被排挤。在近几年关于仲裁“民间化”还是“行政化”的争论中,有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公开主张仲裁“民间化”的人们坚持以《仲裁法》说事,而公开或不公开地反对仲裁“民间化”的人们则好象有意规避《仲裁法》;例如在据称对会议成果“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珠海会议”上产生、具有所谓“精神纲领”意义、明确提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这一核心“纲领”的《关于其他设区的市仲裁机构发展工作意见(讨论稿)》,其“指导思想”中竟然没有《仲裁法》的位置!在联系、指导和“管理”仲裁上,虽然不多但“影响力”极大的一些反对仲裁“民间化”的文章和虽然量大但说词一律的网上帖子、以及有些官员的讲话,都很少提及《仲裁法》,就是提及也只是一笔代过而基本不引用具体条文,但却把一些法律地位都不明确的“会议”及其形成的与法向悖的“精神”,挂在嘴边喊的震天价响、付诸实施不遗余力地推,其结果是排挤了法律。仅举三例:

  一是,排挤了法律关于仲裁发展宗旨的规定。仲裁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方针,取决于仲裁的发展宗旨;关于我国仲裁事业的发展宗旨,《仲裁法》第一条规定的是以“公正、及时地仲裁经济纠纷”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但2000年7月“长沙会议”提出的用行政权力“推行仲裁制度是根本、融入市场经济是关键”,却被仲裁主事者门作为我国仲裁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方针”大肆宣扬、积极推行;这种自设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方针”,很明显地排挤了法律对仲裁发展宗旨的相关规定。

  二是,排挤了法律关于仲裁体制关系的规定。《仲裁法》第六条、第十条和第十四条,对仲裁的管辖、仲裁机构及其设立原则和设立程序、仲裁机构与行政机关及仲裁机构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明确规定,并规定仲裁机构“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但2007年11月的“株海会议”,出台了“3/4多数论”、“穷人富人论”、“资本仲裁论”和“精神纲领论”等“理论”指导下的《关于其他设区的市仲裁机构发展工作意见(讨论稿)》,提出了仲裁机构“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体制主张和在全国所有其他设区的市设立仲裁机构及“其他设区的市的仲裁机构在所辖县、市、区及重点行业中设立分支机构”的机构设置目标,并特意解释说这是“加强对仲裁办事机构的规范化建设”;这些主张,显然是公开排挤法律关于仲裁体制关系的相关规定。

  三是,排挤了法律关于仲裁协议的规定。《仲裁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但很多政府法制部门不惜动用行政权力,通过单独和联合发文、开会和“监督检查”等诸多方式,明确规定合同当事人必须预先约定或“仲裁”或“诉讼”的争议解决方式,而且或公开要求或强力暗示约定仲裁的必须要“选择”本地仲裁机构;这样,法律关于“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的适用规定,就被排挤出去了。

  3、概念被改换。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核心要件之一,是“立足基本国情”、切合我国实际。而所谓“国情”,笔者认为一般是指我国某一事物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具有传统性、普遍性、规律性、独特性的实际情形。但仲裁界有些人却肆意改换了这些常识性的最基本的概念,而给仲裁“特色”生出了一些含糊不清、云里雾里的“说词”。这方面至少有三种情况:

  一是,以局部“实情”替代“国情”。有人将所在市的“市情”、仲裁委的“委情”甚至某些个人的“个情”改换为“国情”,以某些市、某些仲裁机构甚至某些个人的具体条件、实际状况和目的意愿来替代“国情”,并以此为据而断言“民间化不符合中国国情”。

相关阅读
仲裁委员会 |仲裁协议 |仲裁程序 |仲裁裁决 |经济仲裁 |劳动仲裁 |涉外仲裁 |仲裁费用 |仲裁效力
相关回答
相关标签
仲裁动态 |仲裁法律 |仲裁知识 |仲裁委员会 |仲裁协议 |仲裁程序 |仲裁裁决 |经济仲裁 |劳动仲裁 |撤销仲裁裁决 |仲裁法 |涉外仲裁 |劳动仲裁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仲裁案例 |仲裁范本 |仲裁论文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