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案说法】

原告马某与被告赵某于2014年正月经人介绍认识，被告赵某第一次与原告见面给了被告赵某2000元的见面礼，第二回看屋里给了赵某见面礼3000元，给赵某母亲2000元。2016年农历2月原告与被告赵某订婚时给被告赵某价值5000元的手机一部，价值9600元的衣服四套，价值1200元的化妆品两套，价值2000元的日用品。2016年正月十五原告叫赵某来原告家给了2000元；2016年“五月五”原告给了被告2000元红包和500元的菜水钱，同年“八月十五”给了被告2000元红包，600元的菜水钱；2017年2月8日（农历2017年1月12日）按习俗举行结婚仪式后开始共同生活，结婚前原告给被告方8000元的三金钱，彩礼原告总共给被告方130000元（订婚当天给了20000元，第二次给了60000元，第三次给了50000元）。以上共计169900元。2018年6月双方分居生活。2021年原告马某起诉要求与被告赵某离婚，并退还上述全部彩礼169900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与被告赵某按习俗举行了订婚、结婚仪式，在此过程中，被告方按习俗接收了原告方较大数额的彩礼。现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返还彩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本案中被告方按习俗接收原告方较大数额的各种礼金，都属彩礼范围，综合认定彩礼167600元，金额较大，原告是为了与被告赵某结婚而给付，给原告方家庭造成一定负担，双方现已离婚，被告占有，与法不符，属于返还的范围，但是考虑到双方结婚时间较长，共同生活一年半时间，且被告赵某曾为原告怀过一个孩子，后被告赵某由于身体健康的原因终止妊娠，给被告赵某身体带来一定的伤害，且双方订婚、结婚的时候有一部分已经花费，原告认为被告是骗婚要求全部返还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而被告不予返还的辩称亦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故酌情由被告方向原告返还彩礼款55000元。

【律师分析】

从我国的习俗看，婚约中的彩礼指的是男女双方在完婚之前，由男方付给女方作为缔结婚姻关系的财物，女方接受彩礼后，婚事初定。但对于彩礼给付行为的性质，法学界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给付彩礼是男方为与女方结婚所附条件的赠与，即一旦所赠与的财物交与对方，所有权就发生转移，即使婚约解除，受赠人也无需返还受赠财物；有学者认为，彩礼给付是一种赠与契约，这种赠与契约是婚姻的从契约。若婚约解除，则从契约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受赠人应当依不当得利或显失公平规则返还；还有学者认为彩礼即为男女双方将成为准夫妻关系的证明，即定金说，任何一方不得再行与异性确定婚约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那么如何理解“生活困难”呢?“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据此“生活困难”应当是指绝对困难，而不是相对困难。即所谓绝对困难是实实在在的困难，是因为给付彩礼后，造成其生活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维持当地最基本的生活水平，而不是与给付彩礼之前相比，财产受到损失，相对于原来的生活条件比较困难了。

审判实践中，在返还彩礼数额上普遍向无过错方倾斜，保护无过错方的权益，有以下几个原则：1、保护给付方的原则。给付彩礼是一种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婚约解除后，受赠人应当将受赠物返还给赠与人，如果受赠人拒不返还而继续占有赠与物，就构成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彩礼的性质既然是不当得利，就应当全额返还。而且，在现实中，特别是农村地区，由于经济收入不高，家庭财产不多，不少家庭都是借债给付彩礼，不惜代价满足对方提出的条件，因此，应当着重保护给付方；2、尽量返还原物。彩礼特定物的性质、样式、规格、数量和价值双方当事人能够确定，例如车辆、戒指、项链和手链等特定物，且原物存在的，则应当返还原物，这样可以减少矛盾；原物确不存在的，按市场价计算返还现金；3、严格适用法律，兼顾本地习俗。严格区分彩礼法律关系与其他法律关系的界限，彩礼返还数额的认定应综合考虑本地习俗、共同生活时间长短、过错程度等诸多因素，兼顾双方利益平衡；4、综合考量，是否登记结婚是重要的侧重因素。在处理这种案件中，对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一方要求返还彩礼的，返还尺度相对从紧。而对于双方已办理结婚手续的情形，一方要求返还彩礼的，返还尺度相对从松。另外，对于返还彩礼的数额同时需要考虑彩礼认定、共同生活时间长短、过错程度等多种因素。

《婚姻法》已失效现平替为《民法典》